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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西问 | 从手铲到卫星,良渚考古何以反映考古学变迁?

来源: 意大利侨网  日期:2022-01-18 08:42:13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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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中新社北京1月17日电 题:从手铲到卫星,良渚考古何以反映考古学变迁?

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 倪伟

  一把洛阳铲,直径几厘米到十几厘米,一次能插进数米深的地下。一颗遥感卫星,飞行在200公里到3.6万公里的太空,一次能拍到半个地球。现在,这两者都被用在考古中。

  现代考古进入中国已有百年,考古技术与百年前不可同日而语。依靠洛阳铲和手铲挖出地下宝藏,符合人们对考古的传统印象,却远非当代考古的全部。如今,考古人员往往在实地勘探之前,就已利用卫星、无人机等,确定了落铲地点。

  位于浙江杭州市的良渚遗址,2019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。良渚文化活跃在距今5300年到4300年之间,被认为是东亚最早的国家形态,实证了五千年中华文明。良渚考古的几次重大发现颇具戏剧性,良渚工地上的技术迭代,也反映了考古学的变迁。

  塘底打捞良渚文化

  良渚博物院里,陈列着一本斑驳的考古报告,封面浅黄,隐现点点暗沉的污迹,上方两个大字:良渚,其下署名:施昕更著。这本考古报告于1938年在抗日战火中出版,是良渚遗址的第一次面世记录。

  良渚遗址第一代发掘人几乎只有施昕更一人。他初次发现良渚遗址时只有25岁。1936年,他在西湖博物馆作地质矿产助理员,参与了博物馆组织的对杭州古荡遗址的发掘。有几件带孔的石斧让他似曾相识,老家良渚镇上似乎也曾出现过。

  受到启发的施昕更回到老家,独自展开调查。他记录下了那个至关重要的时刻:1936年11月3日下午2点,路经一个因灌溉抽水而干枯的池塘,“偶然发现一两片黑色有光陶片”。

  当年12月至1937年3月,在西湖博物馆的支持下,施昕更主持了三次发掘,出土了大量石器、陶器和玉器。当时正是抗战爆发前夕,发掘工作草草结束,仅模糊地标了12个遗址点,如“棋盘坟”“茅庵前”“苟山前后”等。


2019年7月,浙江杭州,游客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内的南城墙遗址前驻足。中新社记者 王刚 摄

  1937年8月14日,杭州遭遇空袭。三个月后日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。当年年底,杭州沦陷,各类机构被迫迁移,西湖博物馆馆长将施昕更推荐到瑞安县,在抗日自卫队担任秘书。施昕更一心要将故乡的发现公之于世,他仿照山东城子崖考古报告,有样学样写出了《良渚》。“谨以此书纪念我的故乡”,他在卷首语写下这句题辞。

  施昕更根据有限的最新考古学动态发现,良渚的黑色陶器,与前几年龙山城子崖出土的黑陶相似。

  当时,中国考古起步只有十几年,能够直接检测年代的革命性技术“碳十四”,还要再等30年才被引入中国。判断文物的年龄,只能用地层学和器物类型学两种传统方式,也就是通过埋藏的地层深浅和器物的特征,将新出土的器物与已发现的文物对比,判断谁早谁晚,大致定位年代。

  1939年,28岁的施昕更感染上猩红热并发腹膜炎去世。这位肇始者至死也不知道,他发掘的遗址到底意味着什么。

  后来,夏鼐为“良渚文化”命名,使其以长江下游一种独立文化的身份写入文明史。苏秉琦创造性地将中华大地分为六大区系,提出区系各自独立起源发展的理论,因为良渚文化的存在,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成为六大区系之一。


2020年5月,浙江杭州,良渚博物馆内玉钺组件引人驻足。中新社记者 张茵 摄

  竹签剥出惊世“王陵”

  良渚遗址冒了个头就沉寂了。1963年春,良渚第二代考古人中的代表人物牟永抗来到良渚附近的安溪苏家村,进行小规模发掘,只发现了陶片和半个玉琮。之后,发掘再次停滞。

  改革开放后,考古工作全面恢复,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成立,由于施昕更那本《良渚》报告,该所将良渚遗址作为工作重点之一。1981年,良渚考古重启,主持者是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王明达。

  1986年5月31日下午,在良渚遗址一座名为反山的山坡上,考古人员陈越南从探方里清出一个土块,粘着小玉粒和漆皮。他小心地捧到领队王明达面前,王明达弯腰只看了一眼,立刻从1.6米高的隔梁跳进坑里,蹲在挖出土块的地方,观察了足足一刻钟。

  王明达按捺住激动,不敢用手铲,从装土的土箕上折下一段竹片,小心地剔去一小块土,又露出漆皮和很多小玉粒,再也不敢下手。天色暗了下来,他们悄悄用尼龙薄膜盖好,覆上泥土。这时雨点开始落下,他们把整个墓穴都盖好,冒着大雨跑回住地。这一晚,他们兴奋地喝了一顿酒,睡前不放心,还冒雨巡视了一圈。

  其后,反山高等级墓葬一步步从五千年的土层中剥离出来。当时技术非常原始,整个考古现场几乎不见现代设备。反山大墓的玉器多到惊人,几乎满满铺在墓底,没有下脚的地方。考古人员独创“土法”,把两根大毛竹架在坑口,悬四根绳索下去,绳索下端也系着两根毛竹,毛竹上搭着木板,就像铁索桥一样,人蹲或趴在木板上,往下探着清理。这次发掘,对玉器在墓内的原来位置、配伍关系、组合情况等有了全新认识,良渚玉器因此从单件研究扩展到组装件、穿缀珠、镶嵌件的研究,具有突破性意义。

  放眼全国,80年代是史前考古全面开花结果的时期。辽宁的牛河梁遗址、安徽马鞍山凌家滩遗址、四川的三星堆遗址,这些发现与良渚遗址的进展一起,推动了对五千年文明史的热烈讨论。

  反山墓发掘前一年,刘斌从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,分配到浙江,他将成为良渚第三代考古人领军人物。

  “从反山开始,良渚考古‘开了挂’了。”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、良渚第三代考古人王宁远说。此后30多年,良渚带给人们更多惊喜:1987年,瑶山祭坛及贵族墓地被发现;1992年至1993年,莫角山宫殿出土;2006年至2007年,古城城墙被发现,与良渚遗址首次发现、反山墓发掘并列为良渚考古三大里程碑。


2021年10月,浙江杭州,游客参观良渚瑶山遗址公园。该遗址是良渚古城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,是良渚文化早期重要的祭坛墓葬复合遗址。(无人机照片) 中新社记者 王刚 摄

  卫星图开“天眼”

  2007年,东西约1700米、南北约1900米的良渚古城墙被全部找到,围合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,良渚古城整体面貌被揭开。

  刘斌发挥想象:按照中国传统外郭内城的构造,良渚会不会也有外郭?外郭比内城更宏大,依靠洛阳铲去探,难度太大。

  作为尝试,考古所首次利用GIS(地理信息系统)软件制作了遗址区域的数字高程模型(DEM),有了惊人的发现:挖了这么多年的莫角山宫殿遗址,以及大小莫角山、乌龟山三个高台,在模型中清晰可见。再看向城外,古城东南部外侧浮现一个长方形的结构体,北、东、南三面都有,环绕着城墙。接着迅速开展了墙体上的考古工作,古城外郭找到了。

  所谓“数字高程模型”,通俗地说,就是把地图上相同高度的物体涂上相同颜色。这样,即使一道城墙断裂成分散的小段,因为基本高度一致,在图上就显示为相同颜色,所以就能清晰看出城墙脉络。


2020年10月,浙江杭州,游客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内参观了解莫角山宫殿。中新社记者 王刚 摄

  高科技探究古城兴衰

  在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的地质考古实验室,藏品柜里存放着从附近山上采集的几乎所有石材样品。2007年古城城墙发现后,考古人员采集了这些样品,希望搞清楚当时人们从哪里采石,花多长时间,是怎么运输的。

  “80后”的良渚第四代考古人姬翔是地质考古专家,读硕士研究生时就参与了良渚遗址的地质考古项目。

  “这是为了研究良渚古城的生活生产方式和社会面貌,能大致了解到当时各地区的交流。”姬翔这样解释石头样本的用途。他们研究出的结论是,根据城墙垫石质地和形态对垫石进行分垄计算,当时城墙垫石是用竹筏运输的,并根据河道和采石点位置,还原了可能的运输路径。

  “以前只能用肉眼看,大概判断像是从哪里来的,现在在红外、荧光检测设备之下,能够分析石、玉、土的化学元素和矿物结构,精细地比对。”姬翔说,目前发现的最远的岩矿,距离古城约100公里之外。

  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设立了多个科技实验室,还与国内很多高校合作,复原了距今7000年、5500年、4200年、3800年等关键时点的较高精度的水文、地貌、气候环境。

  这些研究为良渚古城的兴衰提供了线索:距今约4200年,杭州余杭盆地遭遇了持续性的大洪水,良渚古城从此销声匿迹,直到2000年后的战国时期,才重新有人类来此生活。

  “现在技术手段更多,老先生以前把框架搭起来了,我们现在是往框架里面填充细节。”姬翔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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